视域 | 新时期文化外译：发挥译者共同体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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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外译的文化内容？文化外译难点何在？如何保障文化外译有序有效地开展？这一系列问题都注定成为译者共同体需要思考的时代问题。

原文 ：《保障译者共同体发挥合力》

作者 | 太原师范学院  史慧/博士

图片 | 网络

译者共同体需思考的时代问题

四十年来，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中国国际形象不断树立和巩固，中国话语得以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发声，华人的文化自信度持续上升，境外对中国的好感度和好奇心日趋浓厚。从世界范围看，如果说历史上的译者多着力于境内外文字和文学互通以丰富语言、传播知识、增益民智的话，那么当今的各国译者均更多地担负起文化“走出去”的使命。

众所周知，译作从创作到发表再到被受众接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了实践上的主观色彩和结果上的不确定性。比如，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选材偏好和翻译习惯未必符合目标受众的阅读期待。又如，后翻译过程中译作编审、出版及宣传的程序、周期、渠道都难免带有一定的文化倾向，未必尽然可控。那么，译者个体借由个别作品讲述中国故事的散点式文化传播方式，便难以在规模和内容上有效满足境外对中国的多元、集成式好奇。新时期的中国文化外译便需要译者们共筑翻译目标、共享翻译生态，突破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真正地、持久地以共同体形态聚合在中外文化对话的前沿上，以寻求与其他文化的共生共存之道。

当今，中华文化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一张举世瞩目的名片。当其他文化读者兴致盎然地接过名片并表示兴趣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确定外译的文化内容？文化外译难点何在？如何保障文化外译有序有效地开展？这一系列问题都注定成为译者共同体需要思考的时代问题。

文化外译的难点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文化交往规模空前。读者诉求对文化外译内容的拟定颇具影响力。越来越多的其他文化读者渴望接触“中国人”和“中国事”这两大中国文化宏观构成要素。他们不再像上一个历史时期那样单单好奇中国文字及文学信息，转而关注这些信息背后的文化解读；他们逐渐意识到仅从自身视角理解“中国事”未免狭隘，于是渴望了解“中国人”对同一件“中国事”的所思所想。了解的渠道固然包括观看中国官方文化宣传记录片、聆听中国外宣媒体呈现的行业精英人群的“高端”注解，也包括中国各行业普通大众的解读。因此，拟定新时期文化外译的内容需首先总结历史上的译者已经完成的外译任务，方法一分为二：一是发现误读之处，引导读者正确理解中华文化；二是挖掘尚未译介的空白，真诚地回应读者自发的探索诉求。

文化外译的目标是参与国际对话，确保中国话语持续发声、中国形象不断完善。当前难点之一在于译者共同体如何合力发力。从文化间性层面看，中华文化与他民族/他国文化互为“自我”和“他者”。在外译共同体中，各类译者构成中华文化同心圆，从核心向外围的结构顺序依次是华人译者群体对“自我”文化的阐释、其他文化译者站在“他者”的角度对中华文化的阐释和其他文化读者通过以上两种译者译作得到的中国印象。鉴于多元民族/文化背景的译者与读者共同参与中华文化构建已成事实，中外文化信息也不可能完全对等或完美对应，文化外译者便不能过度期待受众对中国故事的理解度或接受度。相反，他们更需发现和正视文化差异，本着文化真实性原则和翻译忠实性原则，校正受众的文化误读，细化难以理解的文化信息，完善其已有的中国文化印象。在文化同心圆向外辐射的过程中，译者读者形成天然监督机制，共同警惕来自“他者”的扭曲，避免来自“自我”的美化。

文化外译关乎中国形象和中国话语对其他文化读者的影响力，还难在效果确认。如果说我们尚可以通过境内外出版数据、境内各级各类中华文化外译类工程及社科项目追踪数量的话，质量评价着实面临困难：研究者惯于收集的境外就某中华文化成果的书评及学术研究成果均属主流评价，而更大数量的普通受众的意见收集多受限于操作难度。研究者只能在一定范围内通过传统的采访、问卷方式或现代的网络、手机软件等调查方式“尽力而为”。那么，提问内容和形式如何设置？受访者数量质量如何把控？受访时信息反馈质量如何确保？受访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其所属文化？收集到的意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文化外译的真实效果？虽然以上问题都不易在短时间内得出答案，因为文化传播久久为功，传播效果确认也需要可持续的研究时长，但至少我们应对以下原则笃信不疑：首先，受众的数量不是决定文化外译质量的唯一因素，因为即便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的读者群也未必广泛；其次，对外文化传播需建立在受众意愿基础之上，提高自身文化吸引力始终是第一要务；再次，文化外译效果确认并不是要通过收集意见改变自身文化内涵，而是旨在发现文化间分歧、寻找文化之间互谅的底线。

译者共同体发挥合力的外力保障

诚然，译者共同体内在要素能否持续有效发挥合力，需要坚实的外力保障。

第一，全球经济版图上中国实力的提升能够直接助推文化“走出去”。中国经济持续繁荣、保持活力，中国形象便越发深入人心，中华文化对外影响力便越大。以此为契机，境外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诉求必然催生多样化的国家文化输出举措，为文化外译提供更广阔的受众环境。

第二，文化外译是对外构建话语体系的国家行为，需要顶层设计。共同体内的译者个体需要分类分层、同时推进，有效减少操作盲区。国家除了鼓励和吸纳学者型译者借由中华外译项目或图书计划等之外，还应当重视无项目或计划依托的出版机构和译者个体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文化外译，比如出版机构直接发起的翻译行为，由文化作品作者和译者自行组合、自筹资金、自创出版条件进行的翻译行为等。再比如，大力鼓励外国人写作中国、中外合作写作中国的计划，持续开展文化间互译活动等。

第三，文化外译需要宣传、出版行业与之配套和对接。具备翻译意愿和创作实力译者常因缺乏出版途径而搁置译作；出版机构常因文化作品数量质量不够理想而延缓出版计划；宣传方则常苦恼于文化作品缺乏中国文化的代表性而面临境内外文化供需错位的尴尬局面。只有翻译前、中、后三个环节紧密嵌套、无缝配合，为译者、出版机构、宣传方提供三叉合流的条件，才有望降低文化外译过程中因沟通不善、运作不畅而导致的出版流产率、作品遗失率和受众流失率。

第四，文化翻译及传播技术需与时俱进。在各国均借助传媒和互联网两大行业的速度和广度打响文化输出前站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保持与境外正规出版机构、境内对外出版机构、网络平台的合作以外，中华文化外译产品也应寻求多元立体式传播途径：将以关键词检索、标签化分类、界面友好、操作便利等见长的优质自媒体纳入日常发表渠道，辅以节译、摘译、编译、述译等翻译方式，都将在很大程度上迎合新时期文化信息主题化、片段化等传播特点。互联网行业则可充分发挥大数据及其网络监管两大技术优势，维护文化输出安全和秩序。

与译者个体独立思考文化外译内容、翻译方法、传播接受相比，多元个体凝心聚力、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发挥共同体效能将是新时期文化外译的历史选择和世界舞台文化较量的常态机制。译者个体目标一致、共建生态，共同体则为译者个体提供文化关照。翻译将不再只是文化输出的工具，而是一条抱持文化同理心，为中国味道保色、保鲜的文化前沿战线。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5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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